这些90后00后，和你想的不一样 原创 硬核读书会FM 硬核读书会 收录于话题 #硬核读书会FM ,15个
青年，总是对世界抱持最理想的想象，也正因如此最易感到迷茫。
在今天，青年人享受着极大充裕的物质文明，但或许比百年前的年轻人拥有更多困惑。上世纪二十年代与本世纪二十年代，都是新媒体兴起，青年表达欲迸发的年代——如今年轻人进行精神表达的载体是视频，上世纪则是报纸，一系列新理念由此生成、传播并深入人心，展现出青年人面临的变局、困惑与出路。
梁启超在1920年代的演讲中曾说，“一般教导者，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他认为，立足自身文化，重振道德，建立精神生活才是人生之本。
究竟该如何建立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一发问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紧迫，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硬核读书会于八月下旬在青年文化重镇B站上，进行了以青年为主题的直播活动。本期节目由B站直播活动录音素材整理而成，与西南联大纪录片《九零后》的导演徐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一起聚焦两个大时代，谈谈这两批跨越世纪的青年人。
嘉宾
徐蓓
纪录片导演，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
作品《西南联大》《九零后》等
傅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
郝汉
新周刊编辑
本期你将听到
07:37 做纪录片《大后方》，这些风云变幻下的精彩人物吸引了我
10:52 之所以选择做近代史研究，就是因为它跟现实直接相关
19:50 赶上新式学堂改革的90后，是通过梁启超了解这个世界的
23:21 到1903年为止，梁启超都是激烈地反传统，之后才有变化
33:45 在纪录片《九零后》中，关于坚守传统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岳霖和钱穆
52:08 趣味，是西南联大师生心头的一片净土，今天的年轻人缺少这样的东西
60:16 梁启超批判建立在理智算计基础之上的西方式机械文明
65:33 如今在B站上能看到许多关于西方历史和现状的专业介绍，年轻人对西方渐渐祛魅
内容节选
“90后”“00后”是通过梁启超了解这个世界的
郝汉：有人说，70后的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各种演讲中是越过80后，对“新新青年”90后和00后的喊话。如果大家没有历史背景是不太能理解这个说法的。傅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80后出了什么问题，梁启超又为什么能成为“新新青年”的导师？
傅正：其实，我认为不是80后出了什么问题，而是90后、00后面临了什么新问题。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梁启超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成为青年导师的？关于这点，史学家李剑农先生有一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是这么讲的，大概到了1901年，新政府改科举制了，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帮应考的秀才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科举的废弃让秀才不知道该怎么考试了。
于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尽管政府禁止，却是国内畅销，千千万万从前骂“康、梁”离经叛道的士君子，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到了“康、梁”笔锋的驱策，做他的学舌鹦鹉了。
梁启超。
所以，李剑农先生以上这些说法的意思，其实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激烈的变化，就是1901年的清末新政。八股文开始改考策论，而策论分三场，“四书五经”原来作为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如今却被压缩到了只有一场的篇幅，不到1/3。
那么，另外两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一门是要考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还有一门是考西方的政治、地理、艺学这些东西，艺学也包括科技等一些广泛的内容。
你说考中国政治还好解决，我们历史上有那么多书。但改考西方政治、地理、艺学，这玩意怎么考？那时候大家都不懂，连个参考书都没有，怎么办？大家想想怎么办？有一个重要的对象可以抄，就是抄期刊杂志。
所以，清政府的科举制改革，直接就掀起了中国近代报刊媒体业的发展高潮。
考官出题要抄期刊杂志的新闻报道，学生复习也要抄期刊杂志的新闻报道。那么，期刊杂志的新闻报道是怎么来的，当时的情况是内地的期刊抄沿海通商口岸的期刊，沿海通商口岸的期刊抄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又抄日本的《太阳》杂志。最后，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清王朝把梁启超等人视为朝廷钦犯，但却不知不觉地让他成为了当时中国士子学习的对象。正因如此，李剑农先生才会说，从前骂康、梁，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做他的学舌鹦鹉了。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1904年以后，情况愈演愈烈。因为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政府宣布废除旧的教育体制，开始仿照日本全盘吸收了一套西方的学校体制的课程分类，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
世界史、世界地理这样的课程都是新式学堂要教的了，但这个课该怎么教？那个时代是没有相关师资的，原来的读书人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四书五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那怎么办呢？
因此，老师就只有把梁启超的文章报刊当做教材，学生也是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个教材来学。所以，正好赶上1904年后新式学堂改革的那一代人，就是当时的90后、00后，这些人进入学堂之初是通过梁启超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与其说是梁启超选择了90后、00后，我觉得倒不如说是90后、00后选择了梁启超。
当时的90后、00后从读书的那一天起，就不再以“四书五经”为典范、不以八股文为标准，或者说没有一天受到过八股文的浸染，他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媒介技术革命的时代，而梁启超正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都要去学习的对象。所以说，梁启超那辈人在青年心目当中的形象确实是由一个大的历史变局确定下来的。
如今的年轻人对西方渐渐“祛魅”
郝汉：我们知道“青年”这个词是一个古往今来的高频词汇，它自然地带有人们的某种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也具有迷惑性。这场活动正在重要的青年文化场域B站上直播，观看的朋友们也大多是青年人。傅正老师在B站设有大师课，讲中国近现代史，徐蓓老师在纪录片上映期间走遍全国高校做点映。线上、线下，两位都和年轻人存在深厚而实际的互动，能否对比谈谈你们对青年的观察？
傅正：我认为今天的90后、00后同样处在一个时代的巨变之中，区别只在于我们不用再去担心民族危亡和生灵涂炭了。但尽管时代不同，昨天的90后和00后，跟我们今天的90后、00后身上，都体现出一种信息技术革命的特点。
像我们80后，小时候没有网络，那会儿正好懂事，赶上市场化改革的阵痛期，冒出来的社会问题特别多，但我们当时对西方的了解渠道又非常单一，加上对现实的焦虑，耳濡目染地总会受到各种“西方神话”的影响，比如什么中日小孩夏令营的较量、德国良心下水道、犹太人一年读上百本书之类的，当时都深信不疑，都会本能地觉得西方人的素质就是高，提到国内肯定是脏乱差，大家都着急，中国人的素质何时能赶上西方？
即使开始有网络，但当时的信息渠道跟今天仍然是没有办法相比，加上交通又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好多同学读大学以前就没有离开过他们所在的那些县城，连BP机都没有用过，更不要说手机了，至于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几年的事情，那么未免就会对一些东西产生想象。
现在发现，包括以前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感觉到在90后、00后身上，这样的烙印几乎不存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已经开始走出阵痛期，变得更加稳定、繁荣。2011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他们懂事那会儿，赶上了媒介技术革命。各种网络平台、自媒体蓬勃涌现，所以说90后、00后有足够的渠道去了解更加真实的西方社会。对他们而言，不是像我们一样仰视西方，而是一个平视西方的状态。
傅正入驻B站的视频截图。
比方说，今天B站上能看到的许多关于西方历史和现状的非常专业的介绍，甚至于说西方出了什么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快就能转化成B站视频，并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而且不仅有关于西方社会、欧美发达国家的知识，也有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我记得，B站有一个特别火的UP主叫“小约翰可汗”，讲述了许多关于亚非拉国家的血泪史。
这种条件不要说我们的父辈，就是我读大学那会儿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当年会迷信西方，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它。但我们今天不用再担心这一点，像梁启超一样，他当年在戊戌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也曾经一度非常迷信西方的机械文明，但是等他近距离地去观察西方以后，他转而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所以，一个世纪以前的90后、00后，他们开始告别父辈和兄长的习惯思维方式，开始学习怎么像西方人那样思考世界，而今天的90后、00后则是真正走上了对于西方“祛魅”的道路，是更有信心地想象中国人如何以中国人的方式对世界做出独特贡献的一代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当他们开始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时，也都赶上了时代媒介技术革命与信息爆炸的契机。
B站直播活动的学习区榜一，即时观看人数突破十万。
徐蓓：我记得那次是在做《九零后》的首映，有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说：“我是90后，我倒不一定是要为我们90后正名，只是想解释一下，我也尊敬这个片子里的这些先生，但是我们今天的90后不是说不愿意思考或者不上进，说实在的是社会当中的现实问题让我们觉得太有压力、“丧”或者迷茫。”
听完，我就在想，如果要说“丧”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会比在战争中经历生离死别、面临国破家亡这些终极残酷更“丧”？但为什么他们这些“90后”做出的选择会不太一样，这一点是值得思考的。
我觉得她说得也非常有道理。我是70后，我们遭遇到的社会挤压确实不像今天90后所面临的那么残酷，社会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同时想提醒一下今天的年轻人，不能把一切推给时代，认为反正这不是我造成的，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想。我现在回忆自己所有重要的成长，也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不太愿意放弃学习，或者像梁启超先生所说，我愿意重视精神生活。
徐蓓导演的《九零后》海报。
我们当时吸取知识的条件是不理想的，但在内心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愿望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现在依然每天利用做饭的时间听一段B站上戴锦华老师的电影讲座，或者是听美术、哲学史讲座。我觉得现在有那么好的直接和优秀的老师对话的机会，就像傅老师在B站上的大师课，哪怕现实生活存在挤压，但只要心里有追求精神生活的想法，对你自己有要求，总是能做点事的。
梁启超游历欧洲后，发现它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郝汉：梁启超在演讲里批评当时的教育，他说，教育者天天只知道用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但是不知道精神生活完整之后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性，知识越多，反而会越痛苦。我觉得这个话其实特别具有当下性，今天是个知识爆炸的年代，但许多人陷入了虚无，不知道生活的目的在何处。我觉得今天的情形和梁启超在当时的20年代想要解决的问题，有一点点同构的意味。
包括我们也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思潮漩涡之中，他在欧风美雨中被许多80后认为是很保守的，因为他主张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去建立真正的精神生活。这或许也是一个梁启超对于今天这个20年代的青年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傅正：在梁启超的演讲里，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好多内容是赞扬、歌颂王阳明的，也有对孔子和其他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的征引，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传统的重复，梁启超是在对传统做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大家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话，我们会知道他赞扬王阳明，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事情，因为在整个清代，王阳明其实是相对死寂的一个人物，但梁启超他那辈人重新把之前人们不重视的传统方面给发掘出来了。
梁启超之所以会重视传统文化也经历过一个过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开始流亡日本，一直到1903年，梁启超都是非常激烈地反传统的，它直接体现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新民说》当中，书里大部分内容都会表现了他激烈地反传统。
但有趣的是，在1903年以后，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影响。梁启超曾经一度倾向革命。那时候，他突然觉得革命不行，反而是清政府在当时表现出了相当的改革倾向。1903年以前，梁启超一度跟孙中山走得非常近，和其讨论过革命以后中国首都应该在哪里之类的问题。而在1903年后，他觉得革命党不行，开始跟孙中山分道扬镳。他的文化立场的改变跟政治立场有一定关系。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丁文江 / 赵丰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影响。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叫“陆羯南”的人，他其实代表了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个文化圈子，叫做“国粹学派”。
这些人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主流论调“脱亚论”。他们鼓吹“新亚论”，反对日本政界全盘西化的做法；他们鼓吹东亚文明的优越性，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价值。
比如说，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就属于他们那个圈子，而这个圈子对于刚到日本的梁启超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日本的国粹学派没有怎么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但影响到了旅日的中国人，不仅仅是梁启超，还有黄节、邓实、钱玄同、沈兼士等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教授。
比如，像钱玄同，虽然到了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汉制，是个激烈的欧化派，但是他在留日时期本来是一个强烈的复古派。而梁启超却在五四时期强化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为什么？说穿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梁启超在1919年到1920年时游历欧洲，发现原来我们在远观欧洲时的美好想象，远没有那么美好，尤其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都打烂了，整个欧洲都流传着机械文明已经破产的声音，这个东西直接让梁启超觉得自己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五四运动”成功地让梁启超意识到青年人其实比北洋实力派更加值得重视。
当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在1920年，以他为代表的研究系集团形成了整套的系统性的文化战略，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记载他跟张君劢等人的规划，他们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开始努力地去争取学生，影响青年人。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梁启超 著 / 彭树欣 选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4
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梁启超在1922年正式受聘为清华大学的国学导师。我们看到梁启超讲演合集《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有20场，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他旅欧归来以后的作品。
在清华的这个时间段，恰恰是梁启超一生当中难得的集中精力去系统整理和进行学术写作的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对后来研究中国国学很重要的著作，比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跟他的演讲结合起来看会更有收获。
坚守传统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岳霖、钱穆和闻一多
郝汉：徐蓓老师的《大后方》《西南联大》《九零后》都多少涉及到了当时的青年人，以及他们成长为青壮年之后，在救亡命题之下的个体行动。西南联大的校友包括梁漱溟、钱穆，甚至周恩来、徐志摩、周传儒等人，都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对传统文化有所重视、对欧风美雨有所警惕。作为纪录片导演，您能否和我们谈谈在这一方面的观察？
徐蓓：关于传统文化的这种坚守和西南联大的这些教授受到梁启超先生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金岳霖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
我在做《西南联大》的时候，系统梳理了一下金岳霖的经历。他当时要把西方哲学介绍给中国人、要选择书稿的名字，当他坐在南岳山中的时候用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名字叫《论道》。他把西方深奥的哲学原理介绍给我们中国人，他用了这样一个名字，而且他写了段特别有感情的话：“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其所以明知故犯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感情转移到这本书一部分概念上去。”后来有一位闻黎明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他评论这句话说：“金岳霖先生是真正研究传统文化的，他是要找救国之路、要在传统文化的中间，找到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
纪录片《西南联大》海报。
当时间来到1937年这样的年份，我觉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有着特别现实的目的，就是帮中国人找到自信心。我去了高雄那边的一个大学，采访戴景贤教授，他刚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
那天特别热，戴老师穿了一件西装，领带打得特别工整，以一种特别庄重的方式来谈钱穆先生。他说钱穆先生虽然身材不高，但是有一种俨然的气象。他说自己几十年来没怎么变，精气神很足。我感觉他带有的气场就是梁先生所提倡的“修身”的结果。
戴教授讲到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他说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是给中国人写的，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时刻，所有年轻世代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都需要一个答案与解释。如果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中国有希望？
《国史大纲》
钱穆 著
商务印书馆，2015-12
不只是钱穆先生，也不只是金岳霖先生，还有闻一多。我记得，汪曾祺用特别丰富的语言去写闻一多是怎么上课的，他也是清华的学生，但他有没有听过梁先生演讲，我没有考证过。在西南联大，所有的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不管你是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都会翻过一座城去听闻先生上课，听他讲《离骚》、讲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会认为闻先生的每一堂课都是一场好的演出，高级而富有美感。
他虽然不像钱穆先生写了《国史大纲》，告诉青年人中国是有希望的。但是他从美学的角度，让年轻人感受到了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的，我们文明的生命力在年轻人的心里都埋下了一颗种子。
今 日 话 题
你心目中的“新新青年”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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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主题曲-阿鲲
年少的希望-阿鲲
为了觉醒-阿鲲
期盼-阿鲲
年少-阿鲲
原标题：《这些90后00后，和你想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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